1939年，因被叛徒出卖，战士徐德兰和不满周岁的儿子被日寇抓捕，日寇对徐德兰虐待了20天，对她实行各种酷刑，他们眼见逼不出任何情报，就当着徐德兰面将她的儿子劈两半，就连她腹中的胎儿，也未能幸免于难。
山东枣庄的抗战史上，镌刻着一个三口之家的名字。
鹿广连、徐德兰和他们未满两岁的幼子。
其中，女主人公徐德兰在1940年农历除夕的遭遇，以其超越常人想象的惨烈与坚贞，成为鲁南大地永不褪色的红色记忆。
1917年，徐德兰出生在山东峄县一个贫苦农家。
时代的苦难与革命的星火，让她在少女时期便找到了人生方向。
1932年，15岁的她投身革命，两年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6年，她与以教师身份为掩护、在枣庄矿区从事地下工作的中共党员鹿广连结为革命伴侣。
婚后，她不仅是妻子，更成为丈夫最得力的战友。
在日军铁蹄于1938年踏进枣庄后，这对夫妻的地下工作愈发危险而关键。
徐德兰负责交通联络，她身影灵动，穿梭在矿区与乡村之间，传递情报，散发抗日传单。
她的胆识令人惊叹，有时竟能将传单散发到日伪警备司令部门口，甚至日军军官宿舍区。
她还想方设法为抗日武装筹集、运送急需物资，如同一根纤细却坚韧的神经，维系着地下党组织的生机。
1939年6月，枣庄矿区地下党支部成立，鹿广连任书记。
这个小小的家庭，成为对敌斗争的一个坚强堡垒。
可危险如影随形。
同年12月，由于一名伪警察的告密，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日军大肆搜捕，鹿广连因提前获警讯得以转移脱险。
但已有五个月身孕的徐德兰和他们未满两周岁的儿子，却不幸落入日军魔掌，被关进阴冷的宪兵队牢房。
日军起初并不知道徐德兰的党员身份，但他们断定，作为支部书记的妻子，她必然掌握着枣庄地下党的核心机密。
于是，一场长达二十多天的残酷较量开始了。
日寇软硬兼施，轮番审讯，用尽各种酷刑，企图撬开这个“弱女子”的嘴。
只为得到鹿广连的下落和党组织的秘密，然而，他们遭遇了铜墙铁壁。
遍体鳞伤的徐德兰，展现出了与年龄和外表极不相称的钢铁意志。
她早已将个人生死与母子安危置之度外，心中只有一个信念——严守党的秘密。
无论面对怎样的折磨与诱骗，她始终牙关紧锁，未吐露只字片语。
她的沉默，是对敌人最蔑视的回答，也是对同志最坚定的保护。
1940年2月7日，农历除夕。
在这个本应万家团圆、辞旧迎新的日子，失去耐心的日军将徐德兰拖至刑场。
凛冽寒风中，她被剥去外衣，绑在木柱上。
丧心病狂的敌人做出了最后的、也是最灭绝人性的威胁。
日本宪兵队长冈村次郎倒提着徐德兰那未满两岁、惊恐哭喊的幼子，走到她面前。
以当场虐杀孩子作为要挟，企图在这最后一刻击垮一位母亲的意志，换取他们想要的口供。
那一刻，是人性与信仰最极致的撕裂与考验。
作为母亲，眼睁睁看着幼子面临屠刀，肝肠寸断。
作为党员，身后是无数战友的安危和组织的存续。
徐德兰望着哭号的孩子，心如刀绞，但她的眼神中没有屈服，只有燃烧的怒火与无尽的决绝。
她知道，此刻的妥协能换来母子片刻的生存，但将意味着对信仰的背叛，对牺牲战友的辜负。
她毅然决然地，最后一次严词拒绝。
恼羞成怒的冈村次郎，竟当真着她面，用军刀将她年幼的儿子残忍劈杀。
紧接着，刺刀转向了这位不屈的母亲。
徐德兰，这位时年23岁、怀有五个月身孕的年轻女共产党员，被日寇剖腹杀害，壮烈牺牲。
一个家庭，三位生命，在敌人的暴行中同时陨落。
徐德兰牺牲的噩耗传来，鲁南大地为之悲愤。
她的丈夫鹿广连强忍丧妻失子之痛，将无尽悲痛化为战斗力量，誓言报仇。
奈何仅仅三年后的1943年，鹿广连在抗日战场上身负重伤，陷入重围。
为了不被俘受辱，他毅然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
这对革命夫妻，最终以同样壮烈的方式，践行了他们的入党誓言，将生命完全献给了民族解放事业。
徐德兰的英勇事迹，是“刘胡兰式”的英雄壮歌在鲁南的回响。
她牺牲之惨烈，意志之刚强，震撼人心。
2011年，枣庄市台儿庄区人民政府在台儿庄烈士陵园为他们夫妇修建了纪念碑亭，前国防部长迟浩田将军亲自题写碑名。
纪念碑静立，诉说着那段血与火的历史。
徐德兰的故事，不仅仅是一段需要被铭记的悲壮往事。
它以一种极致的方式，向我们叩问信仰的力量可以多么强大，个体的牺牲如何铸就民族精神的丰碑。
徐德兰用生命定义了何谓“共产党员的忠诚”。
和平与尊严从来不是天赐，而是由无数像徐德兰这样的先驱，用最珍贵的血肉、最深沉的爱与最决绝的舍弃，从黑暗与暴虐中夺来的。
铭记她，不仅是缅怀一位女英雄，更是守护那份在至暗时刻依然照亮民族前路的不灭精神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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