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八路军周彪率机关队伍转移途中，察觉秘书故意走在外侧，还偷偷撒高粱粒。他猛然警醒，终于明白部队屡次遭日军追踪、三次陷入埋伏的缘由——身边藏着内鬼，战士们断后牺牲的代价，皆因叛徒通风报信。
1942年，冀中平原的深夜，除了风声，只剩下八路军队伍急促而轻悄的脚步声。
分区司令员周彪走在队伍中段，眉头紧锁。
这已是他带领分区机关和后勤人员第3次在转移途中遭遇日军精准伏击。
前两次，他归结于敌人扫荡密集与运气不佳。
但第三次，为了掩护电台和文职人员突围，整整一个班的战士主动断后，全部战死，血染青纱帐。
那份沉重的牺牲像一块冰，坠在他的胃里，也冻醒了他的直觉——队伍里，一定有鬼。
周彪带领的并非战斗部队，而是军分区的大脑与神经。
译电员、医生、文书、报务员，他们战斗力弱，却是维系根据地的命脉。
接连的失利让周彪开始像梳理乱麻一样，复盘每一个细节。
路线是临时定的，出发时间是严格保密的，为何日军总能料敌先机，像猎犬一样死死咬住他们？
他审视着队伍里每一张熟悉或略显生疏的脸，最终，目光若有若无地落在了一个人身上——他的秘书。
这个秘书跟他的时间不算最长，但做事稳妥，安排宿营、整理路线图井井有条，平时话不多，显得老实本分。
正是这份过分的“稳妥”和沉默，在周彪心生疑虑后，显得有些不自然。
他决定按下不表，只是暗中将观察的焦距，牢牢对准了这个身影。
又一次夜间行军开始了。
队伍沿着田间土路急进，所有人都遵照命令，尽量走在路中间，避免在田埂松软处留下脚印。
周彪故意放慢脚步，落在队伍偏后的位置，用眼角余光锁定秘书。
他很快发现了不寻常。
秘书总是有意无意地脱离队伍核心，贴着最外侧的田垄行走。
夜色朦胧，只见秘书的手不时从棉衣兜里抽出，似乎很随意地向身侧的路面一扬。
一次，两次……周彪的心猛地一沉。
他借着一个土坎隐蔽，蹲下身，用手指捻起几粒秘书刚刚经过处的东西——那是几颗干燥的高粱粒。
刹那间，之前所有的疑团被一道冰冷的闪电劈开。
滹沱河畔，日军机枪提前架设的制高点。
辛集玉米地，那场突如其来的三面合围。
深泽破庙，哨兵牺牲换来的微弱预警时间……无数画面伴随着战士们牺牲前的呐喊，冲击着周彪的脑海。
原来致命的陷阱，并非来自天上的侦察机，而是来自身边这只一次次撒下“路标”的手。
这些不起眼的高粱粒，在白天会成为日伪军和汉奸特务最清晰的追踪线索，无声地指引着敌人，吞噬着战友的生命。
巨大的愤怒和痛心让周彪几乎要立刻拔枪。
但他深吸了一口寒冷的夜气，强行压下了冲动。
此刻发作，若秘书身上藏有紧急示警装置，或附近就有接应的特务，整个机关队伍将立刻面临灭顶之灾。
他必须冷静，如同猎人接近最狡猾的狐狸。
他不动声色地向前，低声唤来最信任的两名警卫员，以布置警戒为名，向他们简短交代了情况。
命令他们一左一右贴身“保护”秘书，同时搜走其身上所有可能用于通讯或自伤的物品。
队伍抵达预定休整的隐蔽村落时，天色将明未明。
周彪没有片刻耽搁，在临时指挥所里，他屏退旁人，只留警卫，将几颗高粱粒放在秘书面前的破木桌上。
“说说吧，”周彪的声音听不出波澜，却带着千钧的重量，“这是什么？你这一路，撒了多少？”
秘书的脸在油灯下瞬间惨白如纸，嘴唇哆嗦着，还想辩解。
周彪没给他机会，在铁的事实和司令员洞悉一切的目光下，秘书瘫软在地，涕泪横流地交代，他是被日军特务以家人性命相胁，重金收买。
对方给了他这袋高粱粒作为信号，要求他在八路军机关转移时沿途撒下。
他没料到会直接导致那么多战友的牺牲。
真相大白，悲愤交加。
周彪看着这个曾朝夕相处的部下，想起那些生龙活虎、如今却已永眠地下的战士，心如刀绞。
但严酷的战争没有太多时间留给个人情绪去宣泄。
他迅速做出决断。
依据军法，对叛徒执行最严厉的纪律，以此告慰牺牲的英灵，整肃队伍。
首先，立即废弃原定的一切行军计划和隐蔽点，因为那些都已被敌人掌握。
改变联络暗号和口令，对机关人员进行一次紧急的内部甄别与忠诚教育。
秘书被带下去后，周彪走到屋外，黎明前最深的黑暗笼罩着村庄。
他命令队伍即刻开拔，朝着与原计划完全相反的方向急行军。
当天下午，情报传来，日军一支快速部队果然精准地扑向了他们原先计划藏身的几个村庄，却扑了个空。
机关队伍得以喘息，跳出了即将合拢的包围圈。
1942年冀中的那个深夜，几粒高粱，一条人命，换来了惨痛的教训和一支队伍的转危为安。
此事之后，周彪在内部会议上多次以此为例，告诫所有干部。
忠诚与警惕，是比任何武器装备都更重要的生命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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